一、“丝绸之路”的来源：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丝绸之路指西汉（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

      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二、 “丝绸之路”的路线：    

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汉代开辟）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汉代开辟） 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唐代开辟） 以下为丝路各段上的重要城市名称（括号内为古地名）。

东段东段各线路的选择，多考虑翻越六盘山以及渡黄河的安全性与便捷性。三线均从长安出发，到武威、张掖汇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北线：从泾川、固原、靖远至武威，路线最短，但沿途缺水、补给不易。 南线：从凤翔、天水、陇西、临夏、乐都、西宁至张掖，但路途漫长。 中线：从泾川转往平凉、会宁、兰州至武威，距离和补给均属适中。 西安（长安）：须弥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 武威（凉州） 张掖（甘州） 酒泉（肃州） 敦煌（沙州）：莫高窟、榆林窟 公元10世纪时期北宋政府为绕开西夏的领土，开辟了从天水经青海至西域的“青海道”。成为宋以后一条新的商路。 天水 西宁 伏俟城 索尔库里盆地（索尔库里）

中段 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中段主要是西域境内的诸线路，它们随绿洲、沙漠的变化而时有变迁。三线在中途尤其是安西四镇（640年设立）多有分岔和支路。南道（又称于阗道）：东起阳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若羌（鄯善）、和田（于阗）、莎车等至葱岭。 阳关 若羌（鄯善） 且末 尼雅（精绝），西汉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和田（于阗） 中道：起自玉门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罗布泊（楼兰）、吐鲁番（车师、高昌）、焉耆（尉犁）、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喀什（疏勒）到费尔干纳盆地（大宛）。 玉门关 楼兰（为鄯善所兼并，现属新疆若羌县） 吐鲁番（高昌）：高昌故城、雅尔湖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焉耆（尉犁） 库车（龟兹）：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喇千佛洞 阿克苏（姑墨） 喀什（疏勒） 北道：起自安西（瓜州），经哈密（伊吾）、吉木萨尔（庭州）、伊宁（伊犁），直到碎叶。 哈密，水道纵横盛产哈密瓜 乌鲁木齐，回文意思解作美丽的草原 伊宁（伊犁） 碎叶 

西段自葱岭以西直到欧洲的都是丝绸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线分别与中段的三线相接对应。其中经里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线是在唐朝中期开辟。北线：沿咸海、里海、黑海的北岸，经过碎叶、怛罗斯、阿斯特拉罕（伊蒂尔）等地到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 乌鲁木齐 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 江布尔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城市） 托克玛克（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城市） 萨莱（俄罗斯） 萨克尔 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城市） 中线：自喀什起，走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到马什哈德（伊朗），与南线汇合。 喀什或喀什葛尔 白沙瓦：哈拉和林大道 喀布尔 巴米扬：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在2001年被塔利班摧毁。 南线：起自帕米尔山，可由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从白沙瓦、喀布尔、马什哈德、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前往欧洲。 马什哈德（伊朗） 萨卜泽瓦尔 赫卡托姆皮洛斯（Hecatompylos，番兜，和椟，可能位于如今的伊朗达姆甘和沙赫鲁德之间。） 德黑兰 哈马丹 克尔曼沙汗 巴库拜（伊拉克） 巴格达 阿布哈里卜 费卢杰：沿幼发拉底河至阿列颇。 拉马迪 阿列颇（叙利亚） 大马士革 阿达纳（土耳其） 科尼亚 安条克 布尔萨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其他此外还有，还有主要与南亚交流的南方丝绸之路和沿海路行进的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随着汉朝对天山南北各地政治统治的加强以及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关系的扩大，“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比如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当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今哈密)以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南北朝时期， 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作“青海道”。还有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进入中亚地区。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 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 关于汉代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和应募的商人出海贸易的航程说：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乘船出海，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经五个月抵达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复沿中南半岛的西岸北行，经四个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卢（今泰国之佛统）。自此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余日驶抵湛离（今泰国之巴蜀），在此弃船登岸，横越地峡，步行十余日，抵达夫首都卢（今缅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经两个多月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海岸之康契普腊姆）。回国时，由黄支南下至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向东直航，经八个月驶抵马六甲海峡，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岛），最后再航行两个多月，由皮宗驶达日南郡的象林县境（治所在今越南维川县南的茶荞）。

 三、“丝绸之路”的意义：

       “丝绸之路”的拓展极大地带动和促进了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域的农作物胡麻、蚕豆、石榴、大蒜、葡萄、苜蓿等相继传人内地，被誉作“天马”的大宛马、乌孙马以及各种毛皮也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原地区，它极大地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物质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此同时，中原地区的丝绸和丝织品源源不断地传人西域并经过此地西传欧洲。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楼兰、尼雅等地发现大量丝织品，其中上面织有汉字或花纹的丝中精品——锦的出土尤能说明这一点。例如在尼雅东汉遗址中就曾出土了“万世如意”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和“王侯合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锦等。显然，这种锦的传人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交流，还起到了输送内地文化的作用。此外，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例如铁铧、铁锄等铁制农具，掘井技术和冶铁技术以及农业经验，如代田法等也伴随着屯田士兵传人西域各地，极大地推动了天山南北各地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除了农业、畜牧业这些传统经济产业外，当时西域的手工业生产，如陶器制造、毛纺织品、玉石制造业技术工艺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新中国建立以后，天山南北各地先后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汉代西域各地当时广泛通行汉朝的五铢钱，以及汉骗(音去qU)二体钱(一面铸汉字，一面铸当地人们所使用的骗卢文)，说明了当时西域诸地与中原地区密切的经济交流关系，反映了汉代该地区蓬勃发展的商业状况。汉文史书中记载的当时西域商人“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都是这一史实的有力佐证。

      “丝绸之路”在文化艺术方面，西域诸地除使用印度北部通行的卢文等文字外，官方往来普遍使用汉字。双语文物的考古发现表明，翻译这一行业当时已出现在天山南北各地，它反映了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发展盛况。汉朝初年，西域的匈奴、乌孙都盛行萨满教，但是，波斯的祆(音先xian)教(又称拜火教)以及印度的佛教则在这一时期先后传人西域，并又经西域诸高僧向东传人中原地区。佛教的东传尤其给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在我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外来文化的东来，具有古希腊艺术内涵的佛教雕塑、绘画开始在天山南麓诸地出现。汉末石窟壁画以及大量的汉文记载都表明，当时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并且给予内地以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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